1940年春，新四军野战医院里，一位女院长救治了数百名国军士兵。等这些士兵伤好准备归队时，女院长特意设宴送别，可没想到，宴席刚开，对方的副官突然拔枪指着她，怒吼道：“有人告诉我，说这是一场‘鸿门宴’！”
枪口一抬，院子里的人瞬间都停住了动作。端着饭碗的士兵愣在原地，几名护士刚从厨房端出粗粮和猪肉，还没来得及放下，一个个都僵在当场。
被枪指着的女院长叫栗秀真，当时她只有二十多岁，却已经是这所新四军野战医院的负责人。面对指向自己的枪口，栗秀真没有后退，也没有让身边的警卫上前，只是慢慢站起身，平静地看着那名副官，院子里的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这件事的起因，要从几个月前说起。
1940年前后，华中战场战事吃紧，国民革命军第94军在皖北地区与日军多次激战。这支部队隶属第五战区，军长是牟廷芳。皖北平原交通不便，野战医院数量稀少，大批受伤的国军士兵无法及时转运治疗，处境十分艰难。
那段时间，第94军的一批伤员被送到了附近的新四军根据地。这些伤员送来时情况极差，有人高烧不退，有人伤口化脓发炎，还有几名士兵已经出现了坏疽，随时有生命危险。
可当时新四军野战医院的条件也并不好。根据《新四军卫生史》记载，1940年前后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医药供应极度紧张，纱布常常要反复消毒、多次使用，手术器械的数量也十分有限。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只有几十人，却要承担起大量伤员的救治工作，任务异常繁重。
面对这些国军伤兵，医院里一些医护人员起初还有些顾虑。那时候，华中地区的国共摩擦时有发生，新四军和部分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关系比较复杂，大家担心救治国军伤兵会带来麻烦。
但栗秀真的态度十分明确，她对医护人员说：“病床上只有伤员，没有阵营，只要是受伤的，我们都要救。”
这种想法并不是栗秀真一时兴起。1939年，白求恩在河北去世后，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普遍开展了学习白求恩事迹的活动。毛泽东发表《纪念白求恩》一文后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医疗系统，都把白求恩的精神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准则。
白求恩当年在晋察冀根据地，就救治过各种各样的伤员，其中甚至包括敌军士兵。这种不分阵营、救死扶伤的理念，慢慢影响了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医疗队伍，栗秀真在参加卫生培训时，就听过很多白求恩的故事，深受触动。
野战医院的条件虽然简陋，但手术从来没有停过。晚上照明不够，医护人员就把手电绑在头上照明；纱布不够用，就把用过的纱布洗净、消毒后再反复使用。几名医护人员轮流值班，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，日夜坚守在救治一线。
有一次，一名第94军的士兵伤口严重感染，生命垂危。当时医院里仅剩几支抗感染药物，本来是特意留给受伤的新四军战士的，可栗秀真得知情况后，还是决定把药物先给这名国军士兵使用。最终，这名士兵成功保住了性命。
三个月过去了，受伤的国军士兵陆续康复，渐渐能下床行走，医院的院子里也慢慢恢复了一点生气。很多国军士兵对新四军医护人员的态度，也从最初的警惕，变成了感激。有老兵私下里说：“医生救命的时候，从来不会问你是什么番号，只知道你是伤员。”
等到大部分伤员都基本痊愈，医院决定安排他们返回原部队。临走前，栗秀真凑了一笔钱，买了些猪肉，又准备了几桌简单的饭菜，医护人员忙了一整天，就是想好好给这些即将离开的士兵送个行。
可饭桌刚摆好没多久，那名年轻的国军副官突然站起身，掏出手枪，对准了栗秀真。原来，他在来医院之前，听到了不少谣言，说新四军可能会扣留这些国军伤兵，当作和国民党谈判的筹码，所以才会误以为这场送别宴是一场“鸿门宴”。
就在副官的枪口对准栗秀真的那一刻，一名脸上带着旧伤疤的国军士兵猛地站起身，一把按住了副官的手，大声说道：“要是他们想害我们，在手术台上早就下手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！”
院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，副官握着枪的手也慢慢垂了下去。
栗秀真自始至终都没有动一下，等院子里平静后，她缓缓开口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大家能平平安安回去，继续打日本人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后来，第94军军部也听说了这件事。军长牟廷芳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，对部队下了一道口头命令：以后再遇到新四军的医护人员，不得阻拦，还要尽量给予他们便利。
在那个战火纷飞、阵营对立的年代，这样跨越阵营的信任与善意配资信息网，并不常见，却格外动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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