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40年春,新四军野战医院里,一位女院长救治了数百名国军士兵。等这些士兵伤好准备归队时,女院长特意设宴送别,可没想到,宴席刚开,对方的副官突然拔枪指着她,怒吼道:“有人告诉我,说这是一场‘鸿门宴’!”
枪口一抬,院子里的人瞬间都停住了动作。端着饭碗的士兵愣在原地,几名护士刚从厨房端出粗粮和猪肉,还没来得及放下,一个个都僵在当场。
被枪指着的女院长叫栗秀真,当时她只有二十多岁,却已经是这所新四军野战医院的负责人。面对指向自己的枪口,栗秀真没有后退,也没有让身边的警卫上前,只是慢慢站起身,平静地看着那名副官,院子里的空气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这件事的起因,要从几个月前说起。
1940年前后,华中战场战事吃紧,国民革命军第94军在皖北地区与日军多次激战。这支部队隶属第五战区,军长是牟廷芳。皖北平原交通不便,野战医院数量稀少,大批受伤的国军士兵无法及时转运治疗,处境十分艰难。
那段时间,第94军的一批伤员被送到了附近的新四军根据地。这些伤员送来时情况极差,有人高烧不退,有人伤口化脓发炎,还有几名士兵已经出现了坏疽,随时有生命危险。
可当时新四军野战医院的条件也并不好。根据《新四军卫生史》记载,1940年前后,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医药供应极度紧张,纱布常常要反复消毒、多次使用,手术器械的数量也十分有限。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只有几十人,却要承担起大量伤员的救治工作,任务异常繁重。
面对这些国军伤兵,医院里一些医护人员起初还有些顾虑。那时候,华中地区的国共摩擦时有发生,新四军和部分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关系比较复杂,大家担心救治国军伤兵会带来麻烦。
但栗秀真的态度十分明确,她对医护人员说:“病床上只有伤员,没有阵营,只要是受伤的,我们都要救。”
这种想法并不是栗秀真一时兴起。1939年,白求恩在河北去世后,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普遍开展了学习白求恩事迹的活动。毛泽东发表《纪念白求恩》一文后,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医疗系统,都把白求恩的精神当作了自己的职业准则。
白求恩当年在晋察冀根据地,就救治过各种各样的伤员,其中甚至包括敌军士兵。这种不分阵营、救死扶伤的理念,慢慢影响了整个抗日根据地的医疗队伍,栗秀真在参加卫生培训时,就听过很多白求恩的故事,深受触动。
野战医院的条件虽然简陋,但手术从来没有停过。晚上照明不够,医护人员就把手电绑在头上照明;纱布不够用,就把用过的纱布洗净、消毒后再反复使用。几名医护人员轮流值班,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,日夜坚守在救治一线。
有一次,一名第94军的士兵伤口严重感染,生命垂危。当时医院里仅剩几支抗感染药物,本来是特意留给受伤的新四军战士的,可栗秀真得知情况后,还是决定把药物先给这名国军士兵使用。最终,这名士兵成功保住了性命。
三个月过去了,受伤的国军士兵陆续康复,渐渐能下床行走,医院的院子里也慢慢恢复了一点生气。很多国军士兵对新四军医护人员的态度,也从最初的警惕,变成了感激。有老兵私下里说:“医生救命的时候,从来不会问你是什么番号,只知道你是伤员。”
等到大部分伤员都基本痊愈,医院决定安排他们返回原部队。临走前,栗秀真凑了一笔钱,买了些猪肉,又准备了几桌简单的饭菜,医护人员忙了一整天,就是想好好给这些即将离开的士兵送个行。
可饭桌刚摆好没多久,那名年轻的国军副官突然站起身,掏出手枪,对准了栗秀真。原来,他在来医院之前,听到了不少谣言,说新四军可能会扣留这些国军伤兵,当作和国民党谈判的筹码,所以才会误以为这场送别宴是一场“鸿门宴”。
就在副官的枪口对准栗秀真的那一刻,一名脸上带着旧伤疤的国军士兵猛地站起身,一把按住了副官的手,大声说道:“要是他们想害我们,在手术台上早就下手了,何必等到现在!”
院子里瞬间安静了下来,副官握着枪的手也慢慢垂了下去。
栗秀真自始至终都没有动一下,等院子里平静后,她缓缓开口,只说了一句话:“大家能平平安安回去,继续打日本人,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后来,第94军军部也听说了这件事。军长牟廷芳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,对部队下了一道口头命令:以后再遇到新四军的医护人员,不得阻拦,还要尽量给予他们便利。
在那个战火纷飞、阵营对立的年代,这样跨越阵营的信任与善意配资信息网,并不常见,却格外动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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